萧军悼萧红：生离死别已吞声 缘结缘分两自明

 
以书为媒
汪恩甲离开后，东兴顺旅馆老板停止给萧红供应饮食，并把她赶到楼顶散发着霉味的杂物房，甚至准备在她确实无力偿还债务时，把她卖去妓院。
孤独无助的萧红只好写信给《国际协报》求助，诉述自己的遭遇，希望报界主持正义，帮她脱离困境。
《国际协报》文艺副刊主编裴馨园约上舒群、孟希等文学青年，一起到旅馆探望萧红，并想办法营救她。
萧军多次受裴馨园之托，到旅馆送书刊给萧红解闷，与萧红日久生情，互相爱慕。
此时哈尔滨正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，东兴顺旅馆被淹，萧红被救了出来。
“小小红军”
萧军，原名刘鸿霖，辽宁锦州人，比萧红年长4岁。
两人的笔名“萧红”、“萧军”，合在一起便是“小小红军”。
萧红得以摆脱困境后，到裴馨园家暂住。
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，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。
出院后，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的欧罗巴旅馆，开始共同生活。
因没有固定收入，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，生活非常困苦，但他们感情融洽。
1932年11月，萧红、萧军搬到哈尔滨道里商市街25号（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），有了自己的家。
《弃儿》
在萧军的影响下，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。
1933年4月，她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《弃儿》。
据说，这篇小说与她将自己孩子送人的经历有关。
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在《我的婶婶萧红》一书中，委婉地批评了萧红对她与汪恩甲的女儿的绝情：“六天，萧红没有看孩子一眼！六天，没有喂孩子一口奶，那奶水涨得湿透了衣衫。孩子咳嗽的声音，从隔壁传过来，她把心紧成了一块铁。贫困，把做母亲的女人挤压成如此冷酷！她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，母爱一旦泄出，将一发不可收拾。一眼都没瞧一下的孩子，送给了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。以后的事实表明，这孩子成了她抹不去的伤痛！”当萧红在香港病危交代后事时，嘱咐端木蕻良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寻找这个孩子。
发表小说《弃儿》后，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《王阿嫂的死》、《看风筝》、《腿上的绷带》、《太太与西瓜》、《小黑狗》、《中秋节》等小说和散文，从此踏上文学征程。
《夜哨》《跋涉》
在道里水道街（今道里兆麟街）有一处平房，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，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“牵牛坊”。
萧红、萧军经常到这里参加左翼文化人的聚会，常来的还有罗峰、白朗、金剑啸、舒群等人。
通过与他们接触，萧红开阔了眼界，增加了文学知识，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。
萧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，与萧军、白朗、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“星星剧团”中担任演员，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。
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，剧团于公演前解散。
1933年8月，长春《大同报》文艺周刊《夜哨》创刊，萧红作为主要撰稿人，在夜哨上发表了《两个青蛙》、《哑老人》、《夜风》、《清晨的马路上》、《八月天》等许多作品。
10月，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《跋涉》，由萧红署名悄吟、萧军署名三郎，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，自费在哈尔滨出版。
《跋涉》的出版，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，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，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因《跋涉》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，引起特务机关怀疑。
1934年，萧红、萧军摄于离开哈尔滨前夕。


从哈尔滨到上海
为躲避迫害，萧红、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，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，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。
在青岛，他们与先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。
萧军在《青岛晨报》任主编，萧红集中精力，勤奋写作，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《生死场》。
此间，他们与身在上海的鲁迅取得联系，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，当年11月来到上海。
在上海，萧红、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，向鲁迅请教。
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，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，像亲人一般照顾他们，使这两个异地青年在上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
裂痕
正当萧红、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，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，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。
其实，在和萧红一起的日子里，萧军先后和不同的姑娘发生过情感纠葛。
根据林贤治《漂泊者萧红》中的说法，在哈尔滨不到两年的同居生活中，至少有三名少女，同萧军发生过暧昧的情感关系。
萧红在散文集《商市街》里提到，她们是：敏子、汪林、程女士。
程女士原名陈丽娟，笔名陈涓，宁波人，萧红对她特别敏感，在诗中写过专章：“一个南方的姑娘”。
没想到，程女士又在上海出现了。
这时的萧红，“烦闷、失望，哀愁笼罩着整个生命”。
暂别
为了求得解脱、缓解矛盾，情绪低落的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。
1936年7月16日，萧红离开上海，只身东渡日本，并且经常给萧军写信以诉衷肠。
当年10月19日，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。
噩耗传到日本，萧红悲痛不已。
萧红给萧军的那封“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”的信，写于当年11月19日。
信中所说的“黄金时代”，究竟指的是那个破旧立新、激扬文字的大时代，还是她难得衣食无忧、品味片刻安稳的心境自况，外人无从得知。
然而，只身飘零海外的萧红，当时正面临着爱情的危机、身体的伤病、舆论的微词，以及恩师鲁迅逝世的重重打击，她与她所想望的一切均隔着万水千山。
1937年1月，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。
萧红和萧军的关系也有所好转，还参加了萧军编的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的资料收集工作。
分手
9月28日，萧红、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。
不久，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。
1938年1月，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，萧红、萧军、端木蕻良等人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。
2月，临汾形势紧张，“民大”要撤到乡宁，萧红、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，萧军先是留下，后经延安也来到西安。
在西安，萧红、萧军正式分手，此时萧红已经怀孕。
 
“我们过得很快活、很有诗意、很潇洒”
二萧相恋六年，最终分手。
萧红这样描述和萧军的感情：“在人生的路上，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，也踏着他的脚迹；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。”
二萧分开多年后，萧红偶然在胡风家里看到萧军再婚的结婚照，她惘然怔在那里泪流不止。
在弥留之际，萧红仍对萧军有所期盼。她说：“如果三郎（指萧军）在重庆，我给他拍电报，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！”
散文家戴永夏撰文，讲述萧军晚年时和他谈萧红的情景。
说到萧红的创作和身体情况时，萧军说：“萧红一生的创作时间很短，只有十年光景，总共创作了110万字。”“她虽然很有才华，但由于贫病交加，她的身体一直很弱。她戏称我为‘壮牛’，称自己是‘病驴’……”
二萧的通信中，彼此常用“小海豹”、“小狗熊”等外号相称。
萧军回忆道：“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，政治、社会环境是恶劣的，但我们从来不悲观、不愁苦、不唉声叹气、不怨天尤人、不垂头丧气……我们常常用玩笑的、蔑视的、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，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，彼此起外号就是其中之一。比如，我称萧红‘小麻雀’，是形容她腿肚细、跑不快，跑起路来一跳一跳的；称她‘小海豹’，是说她一害困、一打哈欠，泪水就浮上了两只大眼睛，俨然一只小海豹；称她‘小鹅’，是形容她一遇到惊愕或高兴的事情，两只手就左右张开，活像一只受惊的白鹅或企鹅。而她称我‘小狗熊’，则是因我笨而壮健，像狗熊似的……正因为我们有着这种乐观的共性，因此虽然很穷，但过得很快活、很有诗意、很潇洒、很自然……甚至为一些人所羡慕!”
谈起和萧红的关系，萧军说：“我跟萧红共同生活了六年，可以说患难与共、相濡以沫，谁也离不开谁。可是，我们两人在性格等方面又有很大不同。尽管彼此爱得很深，但我的粗犷、爽直、强梁的个性，常使她那纤细、脆弱、多愁善感的灵魂受到伤害。我们俩在一起，就如同两个刺猬一样，太靠近了，就要彼此刺得发痛；远了又感到孤单。当彼此刺得发痛的时候，往往容易引起裂痕，引起误会和猜疑，结果带来痛苦……”
萧红研究会副会长章海宁则认为，“虽然二萧之间有很大的差异，但都不是他们分手的必然因素，萧军对婚姻和爱情不忠，才是本质。”
光阴荏苒，当爱已成往事。
正如萧军在悼萧红诗中写道：
“生离死别已吞声，缘结缘分两自明！早有《白头吟》约在，陇头流水各西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