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桂珍，除中国紫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，还拥有众多头衔。对于生在宜兴的她来说，紫砂似乎天然就在她的血液里。虽然搬迁到北京已经有十几年了，也早已习惯了北京的一切。但对故乡的思念，依然渗透在字里行间。她常常回忆起往事：“这里(指宜兴)原本是一个很大的窑厂，主要生产实用陶器，包括白泥货和黑货。所谓白货即是白泥做的，挂着一层釉，老百姓通常用来陈放盐、油，被称为日用陶瓷。那时家家户户都离不开陶瓷，不像现在，有塑料、水泥等多种材料制成的生活用品。紫砂属于黑货，紫砂厂的前身曾是一家一户的个体作坊，各做各的。解放后因国家贫穷，政府要做礼品，周总理就想到了制作紫砂壶作为国礼。于是请老师傅带了很多徒弟。55年第一批，56年第二批，到58年大跃进的时候则大量地收了一批，同时还兴办了紫砂陶瓷中学。我就是在紫砂中学里学艺的一员。”
周桂珍告诉记者，作为小孩子刚刚开始学艺，并没有喜欢或不喜欢的概念。大家都是年轻人，女孩子又很多，还能解决吃饭和念书问题，所以很开心。但同时也发现做紫砂不像做其他陶器那样用辘辘一转就有形了，再拍一拍就出来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整个工艺流程必须要达到一定高度，所以在学艺当中就必须淘汰一部分做不好的。当一个品种做好了，就换一个品种被称为“换手”。如果一个孩子悟性高、用功，并且心灵手巧，完成一个品种又换另外一个品种，再接着换第三个品种。从低档开始上升到中档，再到高档。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，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同学就出现参差不齐了。
学艺的年代正值国家物质极度贫乏的时期，饭都吃不饱，饮茶的人自然很少。“60年代初，因为国家贫穷，大家都是用搪瓷杯子喝白开水，根本喝不上茶，因而也不讲究用茶器。一把紫砂壶才7分钱，要做出一块多钱需要花多少功夫?手要练得多快!然而作为一个紫砂人，就要想着法子让这些紫砂卖出去以保证生存。”需求明显不足使这个行业面临危机感。“大家坐下来开会，讨论是上山下乡做农民?还是跟随老艺人继续做传统?”那个时候，大家还是没有过高的奢求，还是很认真地学艺、努力去完成任务，心里想着，再过一段时间国家好一点了，紫砂也会好一点的。
周桂珍学艺并不算早，但天份却不错。早年曾经做的一套小杯子，被老师傅(王寅春)认为“做得还不错”，继之又做了一把壶，再次听到老师傅的表扬声，如此的鼓励和褒奖让她信心满满。“那个时候全是以传统技艺为基础，打泥片必须一分钟内打多少?厚度怎么样?过慢不好，时间长了过硬也不好，做出的壶嘴和壶把是什么样?成型工艺是否符合规范……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要求。这个过程走到今天，我觉得是必须的，一定要打好这个基础。马马虎虎也能做出紫砂壶，这不是紫砂本源的东西，更不是紫砂的精神!”周桂珍说。
“我的成长离不开这两个人”
“一个是恩师顾景舟，另一个就是我的丈夫高海庚。”
周桂珍是顾景舟门下第一批入室弟子，充分感受到顾老的技艺要求很严。老先生在紫砂行当里边是有文化的人，懂的东西很多，所以被抽出来做脱产干部。但他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技艺：拍泥片、泥条、打身筒、壶嘴、壶把怎么做，动作怎样规范等等，任何一个环节老先生都亲自示范、事必躬亲。
不仅周桂珍是顾老的徒弟，其丈夫高海庚也是顾老最得意的门生，他与顾老结下的情感远胜父子，这在紫砂圈子里被传为佳话。在亦父亦师的顾老面前，夫妻俩制做任何东西都反复请教，换一个新品种更要直接请顾老过目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与高海庚共同设计制作的集玉壶，曾得到顾老称赞，高兴之余，顾老还亲自制做了一整套制壶工具送给他们，这让周桂珍夫妇喜不胜收。“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顾老，感谢什么呢?他信得过我，要求我全手工做，并手把手的教。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不厌其烦地指点，甚至连工具都帮我做好。现在想一想，自己很多品种都是在顾老的亲自辅导下完成的，真的不容易。正因为有这么好的老师，加之丈夫在我身边辅佐，我特别享受把亲自做出来的东西拿到窑里去烧的整个过程。”
同时她还跟高海庚合作，设计制作了“扁竹提梁壶”、“鼎纹立足壶”、“四季如意壶”、“追月壶”、木壶等，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，是在紫砂传统工艺影响下诞生出的一张张崭新面孔和成熟的造型。受此激励，周桂珍还独自设计制作了“沁泉壶”、“真知提梁壶”，“梅花提梁壶”等……然而丈夫在英年不幸去世曾经让周桂珍非常伤心。工作和生活中缺了大帮手——没有了高海庚的设计，失掉了身边的合作者，今后必须独立地去完成作品;回到家里的孤寂更让她倍感凄凉!这一段时期，“顾老就鼓励我不要怕、不要发愁，只要我在，我就会帮你的。”她也非常感谢自己的丈夫，“他为人谦和，所以人缘好，虽然没有留下什么钱，但是却留下了情、留下了业绩，还留下了一堆朋友。平时他总是无私地帮别人提供设计，却从来没有想着要索取一把跟别人合作的壶。在我艰难的时候，朋友们都去丁山看望，我有什么困难大家都提供帮助，这成为最宝贵的财富。”
她将制壶的手艺带到了北京
周桂珍作品
“顾老是96年的6月3号过世的，我是在98年退休以后来到北京。”周桂珍不无惋惜地表示，如果顾老还健在，她是不会离开丁山的。
如今的宜兴条件今非昔比，在那里生活非常舒服。对于出生和成长在这里的她，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，制壶作坊里还埋藏了说不尽的故事。然而也许到了必须离开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原因是最亲的亲人不在身边。把亲情看得特别重的周桂珍说：“他们需要我，我也需要他们。”此举是她理解和尊重了孩子们的选择。
谈起逐渐适应了北方的生活后，周桂珍说：“北京的的优势是让我开眼界。看的东西非常多，博物馆有各种各样的展览，有古代的东西，也有现代的东西。我甚至傻乎乎的去看汽车的造型展览。”她有时还会跟做家具的师傅聊上一会儿，说这个地方偏薄了，那条腿偏瘦了，弄得木匠师傅侧目而视，直呼老太太的眼睛真厉害!其实不然，做茶壶的眼神特挑剔，对一件东西的对称关系、比例搭配特别敏感，一件雕塑品，多一点不成，少一点也不成。多年做壶的经历养成的敏锐让她去审视一个大的建筑物，或者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件小东西，往往会用做壶的要求来衡量。
来到北京生活，虽然离开了家乡，但并没有远离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。周桂珍表示，自己身在北京，但对紫砂的惦记以及对壶艺的追求一点也没有放松。“我还会提高，我还有待提高。我这辈子，经历过辛苦、经受过贫穷，但我感谢紫砂带给的机遇，幸运碰到了好的老师，练就了一双制壶的手。当我的身体还能支持我这双手再做点儿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不能浪费时间。万一哪一天做不好了，甚至不会做了，我才不至后悔。人总归要走下坡，但至少现今我不能不做，必须要有自己的事。”她在这里有自己的工作室，她将制壶的手艺带到了北京。
“我们的命运跟紫砂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”
到现在周桂珍依然认为，紫砂的传统是一门大课，每当提炼一次，理解也加深一层。她想到早年人家用模具轻而易举地制作，而顾老不允许用模具做，必须用手工。仅仅是壶盖是模具压出来的，壶嘴、壶把等其他东西都是全手工的。当50多年过去，在总时间和总数量上的积累，使得她在技术层面上获得质的飞跃，不仅作品广受欢迎，而且获得无数个“大师”的头衔。此时，她更加意识到当年顾老的苦心孤诣和先见之明。“我的概念里，要成为大家，或者成为一个成功之人，当你刚一进入紫砂行业，在基础没有、根基不牢的情况下，必须通过非常用功、仔细认真地在传统工艺上下功夫。”她相信，只有通过严格的磨炼过程才能获得长进，一切取巧的想法都是幼稚的。她回忆起顾老曾经将一个个传统壶型教授给自己的情形，其中造型精致的僧帽壶让她印象深刻。
“到了如今这个岁数，我已经在玩儿泥了!我今天想做一个小壶来给自己喝喝茶玩一玩，此时仅仅就是玩的心态，观察功能怎么样，试一试泡茶以后的状态，下一次再做这样一把壶的时候，看看在哪个地方进行一些改进”。
世事变迁、斗转星移。周桂珍与紫砂同荣共辱、共度难关的50多年，并且一双儿女也追随着父母的脚步投入了紫砂行业。“我们的命运跟紫砂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，紫砂好我们就好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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